卷四十
○渐江水
A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禹贡山水泽地所在
△渐江水出三天子都。
《山海经》谓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阳黟县南蛮中。北迳其县南，有博山，山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峰若剑杪。时有录鼓潜发，正长临县，以山鼓为候，一鸣，官长一年，若长雷发声，则官长不反。浙江又北历黟山，县居山之阳，故县氏之。汉成帝鸿嘉二年，以为广德国，封中山宪王孙云客王于此。晋太康中，以为广德县，分隶宣城郡。会稽陈业，洁身清行，遯迹此山。
渐江水（浙江），古浙江的别名。《汉书?地理志》丹阳郡黟县：“渐江水出南蛮夷中，东入海。”《说文》作渐水，释同《汉志》。《水经》有“渐江水”专条，云：“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余杭，东入于海。”郦注：“《山海经》谓之浙江也。”即《山海经?海内东经》所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蛮)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以源出今安徽黟县古黟山南坡的章水、吉阳水等水为正源，南至渔亭称横江水，东会率水为屯溪，再东合练江所汇诸水为新安江。桐庐以下，东过钱塘，称钱塘江，再东连余杭等山阴之地，统称浙江，即今钱塘江流域的干流。[1]
三天子都，古山名。又称三天子鄣、天子鄣。始见于《山海经》海内南经、海内东经，所在地说法不一：三国魏张氏《土地记》指东阳永康县(今浙江永康市)南的石城山;晋郭璞注《山海经》指新安歙县(今属安徽)东的三王山;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指寻阳的庐山(今属江西);《大清一统志》指今江西省婺源县西北黟山支脉的率山。近人或以为天子都本有三，各称三天子都，即石城山、三王山、庐山。[1][2]按上述郦注所述，此处《水经》“渐江水出三天子都”的浙江水上游的三天子都，很可能便是晋郭璞注《山海经》所指新安歙县(今属安徽)东的三王山。[3]
黟县,一作黝县。秦置，属鄣郡。治所在今安徽黟县东五里。《说文》释“黟”：“黑木也。从黑，多声。丹阳有黟县。”《元和志》卷28黝县：“按县南有墨岭，出墨石。又昔贡柿心木，县由此得名。”西汉元封二年(前)属丹阳郡。鸿嘉二年(前19)改置广德王国，东汉复为黟县。建安十三年()属新都郡。西晋太康元年()属新安郡。隋开皇九年()省入海宁县，十一年()复置，移治今黟县。十二年()为歙州治。大业三年()属新安郡。唐武德四年()属歙州。北宋宣和三年()属徽州。元至元十四年()属徽州路。明属徽州府。民国初属安徽芜湖道。年直属安徽省。[4]
黟山，即今黄山在安徽省南部。《方舆胜览》：“旧经：黄帝栖真之地”，故名。另据《元和郡县志》：“上有泉水，泉侧多黄连”，故名。东北—西南走向。由花岗岩构成，形成峰林地貌。主要山体在黄山市。古称“三天子都”。秦称黟山，唐天宝六载(年)敕改今名。因传说黄帝在此修身炼丹，故名黄山。
舒甘来认为上述《水经注》的这段话有四个意思:一是“江水出三天子都”,古今许多学者都认为三天子都是黟山余脉的张公山(亦称率山、大鄣山),出自率山的率水是渐江主源;二是“水出丹阳黟县南蛮中”,就是说渐江水出自丹阳郡的黟县,“蛮”是当时对南方山越的一种贬称。三是“浙(渐)江又北历黟山,县居山之阳,故县氏之”史书上说的“县”的地理位置,多指县城所在地,根据文物考古和《元和郡县志》等史料记载,黟县古城在距今县城五里的古城村,居黟山之阳。四是“会稽陈业,洁身清行,遁迹此山”,和历代《黄山志》记述“汉末会稽太守上虞陈业,身清行,遁迹此山”相符。这些都说明《水经注》中所说的黟山即后改名的黄山,不可能是与位于黟县县城之南同名的黟山(石墨岭)。[5]
浙江又北迳歙县东，与一小溪合。水出县东北翁山，西迳故城南，又西南入浙江。又东迳遂安县南。溪广二百步，上立杭以相通，水甚清深，潭不掩鳞，故名新定。分歙县立之。晋太康中，又改从今名。
歙县，秦置，属鄣郡。治所即今安徽歙县(徽城镇)。西汉元封二年(前)属丹阳郡，郡都尉驻此。《说文》释歙：“缩鼻也。”以其地形如塌鼻状盆地，为古越语方言地名。旧说以县境诸水交会之口歙浦为名，不确。东汉建安十三年()，分属新都郡。西晋太康元年()属新安郡。[6]比对文物地图歙县故城应即今安徽歙县徽城镇北关村土城汉代城址，此地为一处小山岗，面积约0.5平方千米。城墙残垣高1.5～2米，宽2～3米。西、南两段依山脊，长约米，东、北两段已毁。城址上和城内山坡上有汉墓，出土了陶瓮等。城南有宋新州城址。[7]
小溪，按流向次序考量颇疑约今扬之河中下游。
翁山，按“县东北翁山”推析翁山约徽城镇东北佛岭角一带之山岭。
“西迳故城南”之故城，按扬之河的流向结合相关文普资料综合考量颇疑与安徽歙县桂林乡竦口村竦口汉墓[8]有渊源。而此故城的位置很可能亦大致在址野县故城[9]（桂林乡竦口村·唐代）一带。按上述郦注所述不排除址野县故城下有此故城基址的可能。（尽管目前尚未发现有相关考古发掘报告出炉）
遂安县，西晋太康元年()改新定县置，属新安郡。治所在今浙江淳安县(排岭镇)西南仙居村附近。[10]
浙江又左合绝溪，溪水出始新县西，东迳县故城南，为东西长溪。溪有四十七濑，睿流惊急，奔波聒天。孙权使贺齐讨黟、歙山贼，贼固黟之林历山，山甚峻绝，又工禁五兵。齐以铁杙椓山，升出不意，又以白棓击之，气禁不行，遂和奇功平贼。于是立始新之府，于歙之华乡令齐守之。后移出新亭。晋太康元年，改曰新安郡。溪水东注浙江。浙江又东北迳建德县南。县北有乌山，山下有庙，庙在县东七里。庙渚有大石，高十丈，五尺围，水濑睿激而能致云雨。
始新县故城,古县名。东汉建安十三年(年)孙权析歙县东三叶乡置，治今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西北威坪岛附近。为新都郡治。西晋太康元年(年)为新安郡治。隋开皇九年()改新安县[11]。
白棓(bang)，亦作“白棒”。大棍；大杖。《北史?王罴传》:“羆尚卧未起，闻阁外汹汹有声，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谓曰:‘老羆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敌见，惊退。”[12]
建德县，三国吴黄武四年()分富春县置。治今浙江建德市东北梅城镇。属吴郡。孙皓封建德侯，即此。梁属东阳郡。隋开皇九年()废。[13]
浙江又东迳寿昌县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濑，濑皆峻崄，行旅所难。县南有孝子夏先墓，先少丧二亲，负土成墓。数年，不胜哀卒。
寿昌县,西晋太康元年()改新昌县置，属吴郡。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市西南五十二里古城山村。南朝梁属新安郡。隋开皇九年()省。[14]熊会贞认为此处寿昌县应校正为桐庐县（会贞按：东下当有北字。古寿昌在今县西，在建德之西南。浙江东北流，不得先径建德而后径寿昌，明有讹文。据孝子夏先，桐庐人，则下言县南有夏先墓谓桐庐县也。此寿昌为桐庐之误无疑。[15]）
孝子夏先墓，按《一统志》卷三二严州府：夏孝先墓在桐庐县西孝泉乡（孝门村）[16]。之后的舆地典籍如《寰宇记》、《一统志》等载夏孝先（非夏先）墓在桐卢县西三十里孝泉乡[17]。很可能是因为夏先是出名的孝子所以后世附会为夏孝先。
濑，按《说文》濑，水流沙上也。[18]
浙江又北迳新城县，桐溪水注之。水出吴兴郡於潜县北天目山。山有高峻，崖岭竦叠，西临峻涧。山上有霜木，皆是数百年树，谓之翔凤林。东面有瀑布，下注数晦深沼，名曰蛟龙池。池水南流迳县西，为县之西溪。
新城县，三国吴黄武五年()析富春县置，属东安郡。治所在今浙江富阳市西南四十八里新登镇。寻废入桐庐。西晋太康末复置，属吴郡，寻废。东晋咸和九年()再置，仍属吴郡。南朝陈祯明元年()改属钱唐郡。[19]
桐溪水，即横江，又名分水江。[20]
於潜县,古旧县名。又称於替县(《汉书?地理志》)。西汉置，治今浙江省临安市西於潜镇，属丹阳郡。三国吴宝鼎后属吴兴郡。南朝陈属钱唐郡。隋属余杭郡。唐、北宋属杭州。南宋属临安府。元属杭州路。明、清属杭州府。年并入昌化县。[21]
天目山，一名浮玉山。即今浙江西北部天目山。呈东北一西南走向。为长江与钱塘江水系分水岭。最高峰龙王山海拔1米。《水经·渐江水注》：桐溪“水出吴兴郡於潜县北天目山，山极高峻”。《元和志》卷25：天目山“有两峰，峰顶各一池，左右相对，名曰天目”。《道书》以为第三十四洞天。山有东天目、西天目之分。[22]
翔凤林，此处“翔凤林”指的便是天目山的柳杉林。在西天目山，就有一株著名的柳杉，它被清代乾隆皇帝封为“大树王”树龄约多年，宋代称“千秋树”树高26.5米，胸径2.米。[23]
蛟龙池，位于西天目山东麓，分水江天目溪源头的西关溪上。《水经注·渐江水》：“水出吴兴郡於潜县北天目山……东面有瀑布，下注数亩深沼，名曰蛟龙池”。蛟龙池即西关龙潭。潭东、西两峰夹峙，中有一巨岩，紧锁峡口。岩中有裂隙，宽两三米，深约60米，形成3级瀑布，上、中、下3潭，飞流直泻，声震数里，蔚为壮观。年于北端峡口建坝，截断水流，潭也填平，瀑布从此消失，唯下池潭壁今尚存“龙潭”两字的摩崖石刻。[24]
溪水又东南与紫溪合。水出县西百丈山，即潜山也。山水东南流，名为紫溪，中道夹水，有紫色磐石，石长百馀丈，望之如朝霞。又名此，水为赤濑，盖以倒影在水故也。
紫溪,一名赤濑。即今浙江临安县西昌化溪，富春江支流分水江的上源之一。源出安徽绩溪县饭蒸尖，东南流至浙江临安县西南紫溪村合天目溪后称分水江。《水经·渐江水注》：紫溪“水出(于潜)县西百丈山，即潜山也，山水东南流，名为紫溪，中道挟水，有紫色磐石”。故名。唐贞元十八年()开紫溪水溉田，即此。[25]
百丈山(潜山)，即百丈山。在今浙江临安县西龙岗乡。《水经·渐江水注》：紫溪“水出县西百丈山，即潜山也”。[26]
紫溪又东南流，迳白山之阴。山甚峻极，北临紫溪。又东南连山夹水，两峰交峙，反项对石，往往相捍。十馀里中，积石磊砢，相挟而上，涧下白沙细石，状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争晕，名曰楼林。
白山,在今浙江临安县西南与桐庐县界上。《水经·渐江水注》：“紫溪又东南流，径白山之阴，山甚峻极，北临紫溪”《清一统志·杭州府一》：白山“山上有浮石，纯白，故名”。[27]
楼林,形容层层迭迭的山林。亦指其水中倒影。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渐江水》：“涧下白沙细石，状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争暉，名曰楼林”清周亮工《予以庚寅冬日出临汀赋此寄怀》之一：“楼林高下水潺湲，曾住汀南一月还”[28]
紫溪东南流，迳桐庐县东为桐溪。孙权藉溪之名以为县目，割富春之地，立桐庐县。自县至於潜，凡十有六濑，第二是严陵濑。濑带山，山下有石室。汉光武帝时，严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濑，皆即人姓名之。山下有磐石，周回十数丈，交枕潭际，盖陵所游也。
桐庐县,三国吴黄武五年()分富春县置，属东安郡。治所在今浙江桐庐县西二十五里。《元和志》卷25：“以居桐溪地，因名。”七年()改属吴郡。隋开皇九年()省。仁寿二年()复置，属睦州，徙治今县西八里旧县乡[29]。三国吴黄武四年（），析富春县桐溪乡置桐庐县，县治设在古城里（漏港滩一带）[30]。
严陵濑,又名七里濑、七里滩。指今浙江省钱塘江自建德市东乌石滩至桐庐县南泷口的七里泷峡谷，长22公里。《水经·渐江水注》：“自(桐庐)县至于于潜，凡十有六濑，第二是严陵濑，濑带山，山下有一石室，汉光武帝时严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濑皆即人姓名之”年于泷口筑成富春江水库大坝，昔日急流险滩已成平湖。[31]
桐庐溪又东北，迳新城县入浙江。县故富春地，孙权置，后省并桐庐，咸和九年，复立为县。浙江又东北入富阳县，故富春也。晋后名春，改曰富阳也。东分为湖浦。浙江又东北迳富春县南，县故王莽之诛岁也。江南有山，孙武皇之先所葬也。汉末，墓上有光，如云气属天。黄武四年，孙权以富春为东安郡，分置诸县，以讨山越，命全琮……浙江又东北迳亭山西，山上有孙权父冢。
新城县，三国吴黄武五年()析富春县置，属东安郡。治所在今浙江富阳市西南四十八里新登镇。寻废入桐庐。西晋太康末复置，属吴郡，寻废。东晋咸和九年()再置，仍属吴郡。南朝陈祯明元年()改属钱唐郡。[32]
富阳县，东晋太元十九年()改富春县置，属吴郡。治所即今浙江富阳市。南朝属钱唐郡。[33]
富春县,西汉置，属会稽郡。治所即今浙江富阳市。东汉属吴郡。东晋太元十九年()避郑太后阿春讳，改为富阳县。[34]
孙武皇之先所葬也……孙权父冢,据《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称:“吴郡富春人”。富春是孙氏地望,即今浙江富阳。《水经?渐江水注》“淅江又东北迳富阳县南,……又东北迳亭山西,山上有孙权父冢”。杨守敬《疏》云:“权字定是坚字之误,若是权父,则直当称孙坚冢,盖钟名晦而坚名显也。”孙钟,为坚之父,见刘敬叔《异苑》。如此,则孙氏地望及旧墓”亦均在吴郡富春。[35]田余庆先生认为：富春孙氏本属“孤微发迹”，无强大的乡土势力可言。《孙坚传》注引《吴书》谓“坚世仕吴”，这是韦昭在吴而为吴修史，不得不有的虚美不实之辞，《宋书·符瑞志》上以及《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幽冥录》，皆谓孙坚之祖孙钟与母分居，遭岁荒，种瓜为业。这证明陈寿所谓“孤微发迹”不诬。孙氏门寒，家世不详，孙钟与孙坚关系，除上述祖孙之说外，六朝还有父子之说。刘敬叔《异苑》载孙钟为孙坚之父。《水经·渐江水注》富春亭山“有孙权父冢”。杨守敬《水经注疏》谓“权”字为“坚”字之误，因为若是孙权父冢，当径称为孙坚冢，不必累赘为言。杨守敬之说实际上是赞同《异苑》，谓亭山之冢即孙钟冢。同时我们知道，孙坚先葬曲阿，后迁葬吴，坟茔并不在富春。《宋书·礼志》三谓孙权称帝，不立七庙，但有孙坚一庙在长沙临湘，又有孙策一庙在建邺，这与东晋末年桓玄篡晋立楚，唯立桓温神主于建康，庙祭不及于祖，以此遮掩其先世隐情之事，颇为相似。[36]
以讨山越，命全琮……,此句似有脱漏文字。按《三国志.吴书.全琮传》“琮，吴郡钱唐人……中州士人避难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养。遂显名远近。后权以为奋威校尉,授兵数千人,使讨山越[37]”。则此句可校补为“以讨山越，命全琮为奋威校尉”
亭山,在今浙江绍兴市南。《方舆纪要》卷92绍兴府:亭山在“府南十里”。[38]
B
△北过馀杭，东入于海。
浙江迳县左，合馀杭大溪。江北即临安县界，水北对郭文宅，宅傍山面溪，宅东有郭文墓，晋建武元年，骠骑王导迎文，置之西园。文逃此而终。临安令改葬之。建安十六年，县民郎雅作乱，贺齐讨之。孙权分馀杭立临水县，晋改曰临安县，因冈为城，南门尤高。谢安莅郡，游县，迳此门，以为难为亭长。
馀杭大溪,杨守敬认为大溪即东苕溪[39]。《寰宇记》卷94：“以其两岸多生芦苇，故名苕溪”
郭文宅，清雍正《浙江通志》对“郭文宅”有所记述:《水经注》:浙江径县左合余干(疑作余杭)大溪,江北即临安县界。水北对郭文宅,宅傍山面溪,宅东有郭文墓。又县南有大壁山(即大涤山)。郭文自陆浑迁居也。(谨按:文居凡数处,一云余杭由拳山,见《元和志》;一云新城县灵耀寺,见《类要》;一云临安县郭山墓亦在,见《名胜志》。此即《水经注》所云傍山面溪、宅东有墓者是也。郭山之名出自后人,因文而名之耳。然据《水经注》,文宅已有二矣)[40]
临安县,西晋太康元年()改临水县置，属吴兴郡。治所在今浙江临安县北十八里高虹乡。《寰宇记》卷93：“临安山，县取此为名。”隋省。唐垂拱四年()复置临安县，属杭州。[41]
浙江又东迳馀杭故县南，新县北。秦始皇南游会稽，途出是地。因立为县。王莽之进睦也。汉末陈浑移筑南城，县后溪南大塘。即浑立以防水也。县南有三碑，是顾飏、范甯等碑。县南有大壁山，郭文自陆浑迁居也。
馀杭县,秦置。《吴兴记》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置。治今浙江余杭市南苕溪南岸。属会稽郡。东汉熹平中迁治苕溪北。唐末吴越时复返溪南。三国吴属吴兴郡。[42]
“（余杭）县南有三碑”，张鹏飞认为此“余杭三碑”是“晋顾飏碑、晋范宁碑、汉陈浑庙碑”，皆为祠庙颂德碑，立于时余杭故县南(今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故统称为“余杭三碑”。此三碑，《水经注》仅录碑主之名，然碑文、形制、书撰者皆未言，故非郦道元所亲见，当引于他文……其碑主为汉晋之世三代余杭令，于任内，或兴修水利，如汉末灵帝之世陈浑(熹平年间为余杭令)，或崇学劝教，或为兴义兵平叛、尊爱隐士，如东晋孝成之世顾飏(太宁元年至咸和二年)，如东晋孝武之世范宁(宁康、太元年间为余杭令)，皆为清廉治世之能吏，为余杭吏民所称颂，而建祠立碑传于后世。[43]
浙江又东迳乌伤县北，王莽改曰乌孝，《郡国志》谓之乌伤。《异苑》曰：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后有群乌衔鼓，集颜鸟所居之邨，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乌至孝，故致慈乌，欲令孝声远闻，又名其县曰乌伤矣。
乌伤县,秦置，属会稽郡。治所即今浙江义乌市。《水经·渐江水注》：“《异苑》曰：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后有群乌助衔土为坟，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乌至孝，故致慈乌，欲令孝声远闻，又名其县曰乌伤矣。”按：此系传说，不足信。“乌伤”应是吴越语地名。三国吴宝鼎元年()属东阳郡。南朝陈属金华郡。[44]
牛汝辰认为“于”（於、乌、漏）表示“部族”，也可能是于越自称。先秦至秦汉间百越地区此类地名有乌伤、乌程、于越、於陵、于菟、于赞、于乡、漏卧、漏江。这类地名用字也见于百越部族名称，如于越、乌浒（东汉时岭南百越后裔的一支）。于、於、乌、漏上古音为?iwa、?a、a、lo。古“乌”“於”相通，《说文》：“於，古文乌”此类地名，部族名当源于百越语的自称“我们、咱们”，如壮l?u2，布依z?u2傣h?u2，临高h?u2lo4，仫佬h?a：u1，黎gau1。高山语诸族自称：邵语θ?w、耶眉语tau、沙阿鲁阿语?a7alua。汉代以后出现的僚也是百越后裔自称的不同写法。于、乌等字起头的地名当源于百越自称，即地因人得名。[45]
C
浙江又东北流至钱唐县，谷水入焉。水源西出太末县，县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秦以为县。王莽之末治也。吴宝鼎中，分会稽立，隶东阳郡。
钱唐县，西汉的钱唐县应该在灵隐山下。最重要和最明确的证据来自刘真道(很多文献记载为“刘道真”)《钱唐记》说:“昔一境逼近江流,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地犹在。”《钱唐记》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年钱唐县县境离钱塘江很近。(当年)县址在灵隐山下,现在还能看到其建筑基址存在。这句话说的非常清楚,没有什么含糊之处。而且刘真道这个说法是他亲眼所见,是亲历而非耳闻。刘真道,是南朝刘宋时代人,曾经做过钱唐县令,于是写了一本记载钱唐县内容的书,叫《钱唐记》。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非常值得信赖.在《水经注》中也有类似说法:“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下有钱唐故县。”《水经注》也很明确指出:灵隐山下有钱唐故县。所谓的“故县”,就是旧基址,当是汉代的钱唐县县址,和六朝时期的新钱唐县相对而言。郦道元没来过江南,所以肯定是转引他书,故可作为《钱唐记》的一条有力的佐证。(当然,也可能就是转引自《钱唐记》的)另外,还有一条重要的旁证,就是《汉书地理志》在钱唐县下,注了一句话:“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这句话的意思是:钱唐县有座武林山,有条河从武林山发源,东流入海。这里的武林山,根据《钱唐记》诸书,就是灵隐山。既然《汉书?地理志》在钱唐县下单单注了武林山(灵隐山),说明灵隐山和钱唐县的关系应该是十分密切[46].除了文献支持外，林华东写过几篇论文,提供了很多考古证据,前后有过七次考古发现，都是汉代的墓葬，数量不可谓不多，而且墓葬档次也都比较高。最后，林华东认为：“秦至西汉时期的钱唐县治应在茅家埠（鸡笼山下）至灵隐寺，再沿灵峰山下顺东北方向由白乐桥至玉泉和浙大，然后沿浙大路南折入曙光路、西山路至西湖宾馆（即刘庄）一带范围内。这里方圆数里，地势较平，三面环山，一面水，确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47]
谷水（榖水），据《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东海郡”条：“榖水，东北至钱塘入江”[48]，即今浙江省之衢江，古称榖水[49]。
太末县，三国吴以大末县改名,治所即今浙江衢县东北龙游镇。隋改名龙丘县。[50]
谷水东迳独松故冢下，冢为水毁，其砖文：筮言吉，龟言凶，百年堕水中，今则同龟繇矣。
独松故冢，施蛰存先生认为：《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郑缉之《东阳记》云：郦氏盖录取此文，而夺“三”字。《御览》同卷又引《舆地志》云：山，在今浙江嵊州北三十里剡溪东岸。[]
嶀(tū)山,在今浙江嵊县北二十八里。宋《嘉泰会稽志》卷9嵊县:嶀山“两岸峻壁,乘高临水,深林茂竹,表里辉映”。[]
成功峤，按杜春生《越中金石记》:“谢玄破符坚归,乡人荣之,大书成功峤三字于嶀山”。
浦阳江自嶀山东北，迳太康湖，车骑将军谢玄田居所在。右滨长江，左傍连山，平陵修通，澄湖远镜。于江曲起楼，楼侧悉是桐梓，森耸可爱，居民号为桐亭楼，楼两面临江，尽升眺之趣。芦人渔子，泛滥满焉。湖中筑路，东出趣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虚，垂檐带空，俯眺平林，烟杳在下，水陆宁晏，足为避地之乡矣。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堕水，甓有隐起字云：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谢灵运取甓诣京，咸传观焉。乃如龟繇，故知冢已八百年矣。
太康湖，太康湖因谢玄故里陈郡阳夏县(今河南省太康县)之城池相传为夏朝第二代国王太康所始建,故得名。对太康湖之美景,谢灵运《山居赋》有载。[]宋红等学者实地踏勘后认为从嵊州钓鱼潭村入谷，至李岙村，中间为一个小口大腹的葫芦形谷地。从地形判断，犹如《山居赋》所谓“正北狭处，践湖为池”的太康湖。[]
桐亭楼，遗址当在曹娥江江曲的嵊县江东马岙村。丁加达在查访中发现的“古桐亭楼”一碑却在离马岙村五里的李岙村。据李岙村民说,它曾是村外二里处的一个旧庵拆来的。李岙村在车骑山北麓,马岙在西麓。[]
山中有三精舍，龚剑锋等学者认为始宁庄园的主要建筑有曾山精舍、桐亭楼、飞翼楼精舍等,亦即郦注之“山中有三精舍”。（愚按：按上述郦注“桐亭楼”与“山中有三精舍”很显然是相互独立的，不宜混为一谈。）龚剑锋等认为曾山精舍位于车骑山(即曾山)之巅,其址在今嵊州江东乡车骑山救书岭。此为谢玄始建始宁庄园时所建造的第一幢居宅。因位于始宁庄园南部,故又称南山、南居。谢灵运称“南山是开创卜居之所”。[]
“琵琶圻古冢堕水，甓有隐起字云：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张鹏飞认为此类古墓砖铭文，其铭文或言“筮言吉，龟言凶，三百年，堕水中”(《独公冢砖铭》)，或言“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浦阳江侧冢甓书》)，或言“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龙沙冢砖》)，或言“筮云吉，龟云凶；八百年，堕水中”(《琵琶折古墓砖铭》)，或言“《易》卦吉，龟卦凶，四百年后堕江中”(《上虞县古墓砖铭》)，或言“三百年后，水漂我至长江垂”(《三峡悬馆铭》)，文辞虽稍异，然所言之事则极为相似，其文多为筮吉龟凶之谶语，皆出于汉魏之世临水之古墓，可知筮短龟长之说，秦汉以来盛行于世，乃至晋宋时犹盛行也。[]
龚剑锋等学者认为上述郦注顺着剡溪的流向,从始宁庄园的西南角“会以双流,萦以三洲”处开始描述,依次介绍了剡溪右岸的嵊山、嵊亭及江上的沙洲,剡溪左岸嶀山上的成功嶀、坛宴山以及嶀浦、嶀浦庙,剡溪右岸始宁庄园内的太康湖、桐亭楼、三精舍及江中的琵琶析。剡溪过琵琶析再北流2.5公里即到始宁县故治三界镇,亦即始宁庄园的东北角。《水经注》这一记载非常概括和正确,亦可作为始宁庄园地理位置考查等的一条有力的佐证。[]
浦阳江又东北迳始宁县西，本上虞之南乡也。汉顺帝永建四年，阳羡周嘉上书，始分之。旧治水西，常有波潮之患。晋中兴之初，治今处。县下有小江，源出山兆山，谓之山兆浦，迳县下西流注于浦阳茠山，下注此浦；浦西通山阴浦而达于江。江广百丈，狭处二百步，高山带江，重荫被水，江阅渔商，川交樵隐，故桂棹兰栧，望景争途。江南有故城，太尉刘牢之讨孙恩所筑也。
始宁县,古县名。东汉永建四年(年)析上虞县南乡置,治今浙江省嵊州市东三界镇。属会稽郡。[]嵊州市三界镇位于嵊州市北部，剡溪下游，距市区十九公里，东傍下王镇，南临仙岩镇，西与绍兴县王坛镇毗邻，北与上虞市章镇接壤，因地处绍兴、上虞、嵊州交界之地而得名。此即古始宁县县治之所在。《嘉泰会稽志》卷一“废县”条曰：“汉顺帝时分上虞南乡为始宁县，隋平陈废。”在三界镇老街中部，昔有三板桥，谓三块石板各代表三界之一方。今桥、水俱已不存，而街旁仍留有三板桥巷名。老街尽头有城隍庙，始建于东汉顺帝四年，共三进，旁有一座钟鼓楼，楼顶有龙吻，楼内悬挂一口千斤大铜钟。年，日寇扫荡三界，城隍庙与钟鼓楼被焚毁，大铜钟亦被抢走。今城隍庙为年重建。惟县治方可建城隍庙，此乃始宁县位置之明证。[]
江南之故城,熊会贞认为在上虞县西南。（会贞按：《晋书?刘牢之传》孙恩入会稽，牢之东征，屯上虞，即此城也。在今上虞县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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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东迳上虞县南，王莽之会稽也。本司盐都尉治也，地名虞宾。《晋太康地记》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亦云：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二说不同，未详孰是？
上虞县，秦置,属会稽郡。治所即今浙江上虞市(百官镇)。《水经·渐江水注》引《晋太康地记》云:“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亦云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隋开皇九年()废。[]
陈民镇先生认为良渚文化与虞舜有关（著名历史学者王晖先生有相同的看法）；不少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可以算得上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了，实际上先秦文献中往往虞、夏、商、周四代并提，虞代并不限于虞舜，据《韩非子·显学》，虞代延续了一千余年，陈民镇先生从各方面的线索推测良渚文化便是虞朝的考古学文化。从上山文化（距今约一万年）到跨湖桥文化到马家浜文化及河姆渡文化到崧泽文化及凌家滩文化，可以说，东南地区长期走在时代的前列，良渚文化的文明高度不是凭空出现的。[]
徐建春先生根据前人工作，在大量查阅历代方志的基础上，统计出上虞、余姚和附近的绍兴三地传说中的舜的故迹有27处之多[]，其中，舜的遗迹就有17处，从其表格中摘出有关舜的情况列表如下：
县南有兰风山，山少木多石，驿路带山傍江，路边皆作栏干。山有三岭，枕带长江，苕苕孤危，望之若倾。缘山之路，下临大川，皆作飞阁栏干。乘之而渡，谓此三岭为三石头。丹阳葛洪遯世居之，基井存焉。琅邪王方平性好山水，又爰宅兰风，垂钓于此，以永终朝。行者过之，不识，问曰：卖鱼师，得鱼卖否？方平答曰：钓亦不得，得复不卖。亦谓是水为上虞江。
兰风山，一名兰芎山。在今浙江上虞市东南六里。[]楼劲认为与道教传播直接相关的一个显著现象，则是诸神仙传说密集于浙东……兰风、小白山等等，本来仅为当地名胜，却皆因其仙踪缥缈，并与葛洪、王方平等道教神仙人物结缘而得远近闻名。至于本就名声甚著，相传又有禹遇东海圣姑的会稽山、黄帝游仙之处的缙云山、葛玄等灵仙所居的天台山之类，则更仙迹密布而聚集了众多著名道观，也就愈为天下人所神往了。这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值得注意，即道教推崇的洞天福地，不少都分布在区区浙东一地。据北宋道士张君房《云笈七签》所记，唐以来公认的道教“十大洞天”中，浙东有天台赤城山等三处；“三十六小洞天”中，浙东有四明、会稽山等八处；“七十二福地”中，浙东有东、西仙源、天姥岑等十五处。所谓洞天福地即道教史上影响巨大的神仙名道居处所在，为天下修道成仙的最佳之地，而大多成名于六朝时期。浙东地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如此之高，正是唐以前其地已为天下道众趋鹜向往的体现。[]
县之东郭外有渔浦湖，中有大独小独二山;又有覆舟山。覆舟山下渔浦王庙,庙今移入裹山。此三山孤立水中。湖外有青山、黄山、泽兰山；重岫叠岭，参差入云。泽兰山头有深潭，山影临水，水色青绿。山中有诸坞，有石楗一所，右临白马潭。潭之深无底，传云创湖之始，边塘屡崩，百姓以白马祭之，因以名水。湖之南，即江津也。
渔浦湖，按上述郦注“（上虞县）县之东郭外有渔浦湖”推析则此渔浦湖的位置大约在今浙江上虞市百官镇东白马湖东侧一带。按此则渔浦湖中的大独山、小独山、覆舟山亦应在白马湖东侧一带。清儒朱士敝等按上述郦注“渔浦湖中……三山孤立水中”推测三山即:癸巳、羊山、月山。（东郭外者据百官旧治言三山疑即:癸巳、羊山、月山[]）
渔浦王庙,六朝时期,会稽郡内由于儒、释、道的推波助澜,神话、仙话、鬼话和人话就混杂在一起,祈神、祀鬼、求仙长生成为人的日常活动之一。鲁迅在《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中说:“中国本性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上虞县在六朝时供奉渔浦王神,建有渔浦王庙。地方学者考证渔浦王庙在今上虞市上浦梁湖、皂湖一带。[]
白马潭,约今白马湖一带。上虞县东与余姚县接壤,南为丘陵山地,西连曹娥江下游段,北濒钱塘江河口,曾是洪、潮、涝、旱易发地带。东汉,上虞县北部先后建成白马湖、上妃湖蓄水灌溉。据《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载,东汉时已有白马、上妃两湖蓄水灌田:“白马湖在夏盖湖之南,周围四十五里八步;上妃湖在夏盖湖之南,白马之西,周围三十五里。”郦道元《水经注》卷四○云:“白马潭,潭之深无底。传云创湖之始,边塘屡崩,百姓以白马祭之,因以名水。”相传湖创自东汉,周45里,三面皆山,36涧之水悉汇于湖,灌溉田40余顷。属泻湖,三面环山,诸山溪涧入湖,环境幽雅。[]
江南有上塘、阳中二里。隔在湖南，常有水患。太守孔灵符遏蜂山前湖以为埭。埭下开渎，直指南津。又作水楗二所，以舍此江，得无淹溃之害。县东有龙头山，山崖之间有石井，冬夏常冽清泉，南带长江，东连上陂。
会稽郡曹娥江下游东部，上虞县白马湖、余姚县穴湖周围有大片水田。上虞县境内，孙吴时曾置典农都尉，组织屯田。白马湖南上塘、阳中二里，通过会稽内史孔灵符主持筑埭、开渎、建水楗，土地得以免遭江水淹溃，旱涝保收……南朝宋大明年间，为解决“山阴土境褊狭，民多田少”，人口过于稠密的状况，孔灵符表徙山阴无赀之家至余姚、鄞、郧三县界开垦湖田，并成良业。昔水草丛生的沼泽地，变成了良田沃壤。这次由政府领导的移民开垦，使甬江流域平原地区获得实质性开发。[]
江之道南有《曹娥碑》。娥父旴，迎涛溺死，娥时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号涌江介，因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当沈。若不值，衣当浮。裁落更沈，娥遂于沈处赴水而死。县令度尚，使外甥邯郸子礼为碑文，以彰孝烈。江滨有马目山，洪涛一上，波隐是山，势沦嵊亭，间历数县，行者难之，县东北上，亦有孝子杨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与母入山采薪，为虎所副，自计不能御，于是抱母，且号且行，虎见其情，遂弭耳而去。自非诚贯精微，孰能理感于英兽矣。又有吴渎，破山导源，注于胥江；上虞江东迳周市而注永兴。
《曹娥碑》，曹娥是东汉有名的孝女,其事迹传播最为重要的文本是东汉邯郸淳的《曹娥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与周同祖。末胄荒沉,(爰)兹适居。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以汉安二年(按:)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以汉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龙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设祭诔之。辞曰:(略)。曹娥事亦载范晔《后汉书·列女传》卷84,。此碑是曹娥死后八年,东汉上虞县令度尚为彰表其孝行所立,碑文为邯郸淳作,因蔡邕“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的题字而声名大噪……无独有偶,这种孝女故事书写模式亦见于《后汉书·列女传》的《叔先雄传》。叔先雄较曹娥稍早,为东汉永建间(—)人,其父乘船堕水,“尸丧不归”,雄“感念怨痛,号泣昼夜,心不图存”,遂“自投水死”,六日后“与父相持,浮于江上”[]今曹娥庙中,度尚所立汉碑原碑已佚,尚存历代诸翻刻碑,其中以王羲之、蔡卞、李邕、王作霖、钱泳等诸家翻刻碑盛名于世。[]
“洪涛一上,波隐是山(江滨马目山)，势沦嵊亭间历数县行者难之”，李志庭认为“弄潮之戏”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具体的实例则与上述的孝女曹娥有关。始见《后汉书》该书卷84《列女传》孝女曹娥传:曹娥“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这是一个发生在浙东曹娥江上的催人泪下的悲剧故事。钱塘江的支流曹娥江，也是一条颇受潮汐影响的河流。五月五日是潮浪较大的日子所以“溯涛婆娑迎神”亦即迎潮神的活动在这里进行。“溯涛婆娑迎神”也就是“溯涛触浪”的“弄潮”。这一次迎潮神(伍子胥)即汉安二年(年)五月五日，曹盱迎神大概是见诸记载最早的一次“弄潮”活动。曹盱不会是最早的弄潮者,曹盯“溯涛婆娑迎神”也不会是最早的弄潮。曹盱虽然因此而葬身江底不过他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孝女曹娥而得以名垂青史，其他的人就没有曹盱的幸运了。[]
张鹏飞认为《水经注》中故事异闻类型众多，然于道德品性之典范，道元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