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我采访全国著名村书记已3年有余，所采写的30位全国著名村书记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彩印精装图书《乡村振兴领头人——中国榜样村书记》正在出版，即将印刷。此书61万多字，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作序，湖北文理学院为出品单位。
我写《乡村振兴领头人——中国榜样村书记》这本书的初心是：想以此书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周年华诞献礼，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全国57万村书记学习、借鉴的榜样和标杆的教材。我的内生动力来源于自己对“三农”工作的强烈兴趣,对农村、农民的深厚感情，对农村党建特别是村书记重要性的认识。
我出生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父母是大字不识的农民。年6月，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当过农民、生产队记工员、出纳、大队小学民办教师。
年“十一”放假期间，我回到湖北省随县均川镇某村七组看望父母。有几名老党员找到我，反映本村存在的一些问题：5年没有发展一名新党员，3年没有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村里修了一条7公里“村村通”公路，验收还不到半年就出现了严重质量问题，成为“豆腐渣”工程。村书记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享受农村低保，国家发的家电下乡补贴票就在他身上装着，谁帮他家干活，就送一张，还作为馈赠好友的礼品等等。我经过深入调查，发现所反映的问题属实。而后，又到周边农村进行了广泛调研，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基层党建形同虚设，没有很好发挥作用。
回单位后，我进行了深入思考，及时撰写了一篇题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亟待加强》的调查报告，用内参件发给中组部、湖北省委组织部后，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并采纳了我提出的一些建议。然而几年后，我发现有的基层单位按照上级要求，向农村指派第一书记时，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没有很好地发挥第一书记的作用。我便下定决心深入了解农村实情，认真探索如何当好第一书记，树立一个标杆，以便起到榜样的作用。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实现自己的愿望。年7月至年6月，我以党员志愿者身份到湖北枣阳市平林镇北棚村挂职第一书记3年，获得了很大收获。
之后，我又相继在中西部地区采访了20多个贫困村，并从年9月起，开始踏上艰难的采访榜样村书记之路。
到北京拜访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左），认真听取他对采访对象确定条件的建议。
为什么定义为“榜样村书记”？这是经过反复斟酌和讨论的，最后确定采访对象应具备以下6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思想境界很高，一心为村集体、一心为村民，意志坚强，遇到困难不退缩，勇往直前的人；第二，必须是全国党代表或是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必须坚持发展集体经济，不断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搞好社会治理；第四，连续担任村书记在20年以上；第五，这个村所取得的经验和做法，必须在全国村书记中具有代表性和引领作用，大家认可，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瑕疵；第六，必须任现职。按照这6个基本条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筛选，最后确定了现在的30人。绝大多数是严格按照这6条标准确定的，只有少数几人不完全符合这6个条件，但其经验和做法确实非常典型，具有引领作用。
到每个村，我都是围绕“村书记的创业史、如何不断改善民生、如何抓好农村党建、如何抓好农村综合治理、如何发挥书记模范带头作用”5个方面来进行采访。而后，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确定文章主题、结构和撰写内容。
在3年多时间里，能采写30位榜样村书记，非常不易。东到浙江省临海的台州市方林村、上海市闵行区九星村、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西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南木林县仁欧村，南到广西蒙山县的北楼村、贵州省盘州市的岩博村，北到黑龙江省邻近内蒙古的甘南县兴十四村，横跨17个省、市、自治区，总共行程9万多公里，拍摄照片2万多张。年9月，我首个采访了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党总支书记左文学。“十一”长假期间，又驾车行驶0多公里，到山西省昔阳县采访大寨党总支书记郭凤莲。
采访河南省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右）。
采访期间遇到了很多困难，都想方设法予以克服。有位榜样村书记为人非常低调，一贯不愿意记者采访报道他本人。年3月，我通过当地某市区委宣传部与他本人沟通，反馈的意见是，这位村书记不愿接受采访。之后发现这位村书记在全国著名村书记中的口碑很好，有多人建议我一定要采访他。于是，我又给当地宣传部新闻科长打电话联系，这位村书记还是不愿意接受采访。我没有放弃，便给他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可用挂号信寄出去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3个月后，我再次与宣传部新闻科长联系，并用她提供的镇党委宣传委员座机电话拨打了20多次，又用当地查询台提供的12个电话号码，反复拨打了50多次，都未打通。最终想尽一切办法联系上那个宣传委员，她的态度却很差，说她抽空联系一下，可再没了下文。
在感到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仍不愿意放弃，再次通过查询台查到这个村的村委会电话，联系上村集团公司一位负责新闻宣传工作的同志，对方表态说：“我给书记汇报一下，看他是什么意见。”第二天上午，对方回“我们村书记让我问一下，你已采访过哪些村书记。”我如实地将已采访的村书记和已联系好拟采访的人选作了介绍。两天后，这位同志告诉我，他们村的党委书记同意我去采访，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有位村书记告诉我，他曾经想过，我之所以能把全国这么多著名的村书记采访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的真诚，换来了大家的尊重和支持。
年和年，是我外出采访次数、人数最多，采访任务最重的一年。年4月9日出发，横跨5省，先到山东省兰陵县代村、河北省滦平县周台子村、河南省辉县市北寨村、河南省新乡县京华村采访了4位村书记。而后，又分7次相继采访了10位村书记。其中9月8日去西藏采访途中，当驾驶的车辆行至福银高速武当山站附近时，被前面一辆大车掉下来的护板碰撞，将轿车右前部的保险杠、大灯撞得稀烂，险些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只好将车勉强开回家，送到修理厂修理，花费近万元。碰巧的是这年没有购买车损险，所有费用全部自理。当天晚上，我们一行3人只好乘坐火车，转了好几次车才到西藏自治区南木林县采访仁欧村支部书记。9月25日回家后稍作休整，10月2日又驾车多公里，到河南省濮阳县采访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11月21日我们又从襄阳出发横跨5省，相继采访了江苏江阴市华西村、上海市闵行区九星村、山东平邑县九间棚村、陕西宝鸡市金台区东岭村4位村书记，行程数千公里。年春节期间，除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休息了两天外，其他时间我都在家里撰写稿件。
采访该河北省周台子村党委书记范振喜（右）。
年1月中旬，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来。居家隔离期间，我心急如焚，除了撰写几位村书记的稿件和进行新闻采访、摄影创作外，天天盼望着疫情早日结束。本拟于3月份外出采访尚未采访完的村书记计划，一拖再拖，直到5月11日出发，25日结束，历时半个月进行完第一波采访。当时全国范围内的疫情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但时间不等人。我下定决心不能再等，与战友汪顶明一起冒着很大风险，从襄阳出发横跨5省，相继到达四川省浦江县两河村、贵州省盘州市岩博村、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北楼村、江西省南昌市进顺村采访了4位村书记。出发前我们到医院作了核酸检测，并带上检测报告。在沿途火车上戴上双层口罩，不吃饭，不饮水，上卫生间时用一次性手套，尽最大努力防止被病毒感染，同时也避免传染给被采访对象。途中好几次下车后接受当地防疫检查，差点出不了火车站。虽然我们有核酸检测报告，但还要经过严格检查，用
